贺林:“既然要做,为什么不做得最好?”

    ■ 我深深热爱着科学,并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既然要做,为什么不做得最好?

  ■ 科学充满了遐想,自身有一种内在美的韵律;当全身心投入其中,个人的工作与科学的节拍实现同步时,那种感受将难以替代。

  ■ 我的性格决定了做每一件事都应与力度和有特色的工作贯穿在一起。我的这种个性源自于决不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对科学问题的思考的严密与严谨,以及善于抓新问题的思维方法。

  ■ 身为Bio-X研究院院长,我非常希望为科研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享受“快乐科学”的过程。

  在我所著的《解码生命》一书中,我从自己特有的角度解析了生命及其意义,其目的在于对生命的畅想与享受。在整个过程中,写书、下棋、听女儿弹弹钢琴可能更加深了这一认识过程。当然,要是能挤出时间,去打打年轻时一度打得还行的乒乓球,羽毛球什么的就更好了。累了,靠在柔软的沙发里,放一段爵士乐,谈谈具有浓厚兴趣的摄影等,一起留住过往的时光。也许还能抽空跳跳迪斯科等,将疲劳消除到极致。在工作期间,当游走在按自己口味设计的红黑白为主要色调的长廊,随着陪伴在中心位置的精美花园和环窗曲线跌宕的垂钓植物时,不断迸发出悬念、幻想与灵感。

  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具备一种很平民式的生活愿望,可能和当过8年工人的经历有关。在真实生活中,我深深热爱着科学,并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既然要做,为什么不做的最好?

  那些青春瞬闪的日子——从“螺丝钉”到“海归”

  1970年,我进入南京化纤厂,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时候,工人阶级处在“领导”的位置,社会提倡的是“螺丝钉精神”。但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心里还是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小想法,为革命机器做一颗螺丝钉固然好,如果能发挥螺丝钉以外的作用,岂不是更好?虽然看不清前景在哪里,还是挤时间读小说、跟着江苏电台学英语,补充知识的营养。由于弟弟的物理基础比较好,两人合作设计了一套自动水位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这个缘故,我有幸代表工厂参加了南京市科学技术大会。

  改变,总是漫长地让人心焦,但有时候,改变也突然地让人猝不及防。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让无数年轻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因出身问题连“工厂大学”都没机会被推荐的我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对于一个中学教育几乎一片空白的年轻人来说,离考试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了,还要应对工作上的三班倒,学习新知识谈何容易?更不要说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了。所幸的是,当时的一位乒乓球友——何世同,由于文革,大学没念完就分到了同一工厂,但他具备非常好的中学数理化的功底。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跃跃欲试,并于1977年顺利通过了高考的初考分数线。又经过以后半年的继续准备,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大学。

  时空跨越,到1991年我已经从英国佩士莱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MRC爱丁堡人类遗传研究所进行了5年的博士后以及高年资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有不少多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常能接触到遗传生物学领域的前沿阵地;在和一小群聪明、执着的科学家合作共事、展开交流,大大开阔了视野,自身的科研水平也随之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宁静的英国生活使我渐渐地动起留在英国还是回到中国的念头?这时,父亲的影响给了一把有力的推动。父亲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林产化学专家,曾于1984年当选为中国大陆第一位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回国报效祖国方针的感召下,父亲从澳大利亚毅然回归,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尽管后来在各种“运动”及“文革”中受到冲击甚至批斗,他始终对回国的选择无怨无悔。90年代初期,父亲赴英看望我时,谈到了在异国他乡为国效力的区别,在父亲的殷切希望下,我开始形成了把才华和智慧献给养育自己的热土的想法。用中国人的遗传样本,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疾病!

  非常感激邓小平,是他倡导的政策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使我们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开始寻求不仅是螺丝钉还有螺丝钉以外更合适的作用。几十年一路走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不管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都会时常想起那些年当工人的日子,那里包含着青春时光,也是未来事业的起点,有点卑微,却很真实。

  科研——拓展生命的围度

  回国后,先来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随后搬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以后移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营养科学研究所。2000年主体移到上海交通大学开辟新的实验室,经过一段深入的研究,我们的团队收获了数项令人注目的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人类家族性短指(趾)是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长期以来作为典型案例出现在各国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材中,但科学家们却为它的致病之谜所困扰,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根据自己掌握的疾病家系寻找致病基因,竞赛的结果我们胜出,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由于积极收集遗传资源的结果,2000年,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精神病和人类遗传学联合研究室”,把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定位于2号染色体长臂的特定区域,该项成果于当年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上。次年,准确“抓住”了致病基因“印度刺猬(Ihh)”,揭示了致病位点,在世界同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工作发表在了《自然遗传学》上。紧接而来的任务是解决致病的功能问题,当时正处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完成之际,内地还不太具备进行小鼠模型研究的能力,我作出了寻找合作者的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搜索研究骨骼功能的课题组,在考虑尽可能使知识产权中国化和交流便捷等因素之后,把合作对象锁定在香港大学。达成意向之后,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两位出色的研究生高波和胡建新前往香港,作为核心力量开展动物模型的“体内”研究。与此同时,在上海交大组织另一支以马钢等组成的研队伍,开展细胞和分子层次的“体外”研究。两家科研单位精诚合作,一内一外、相互配合,发现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IHH的点突变造成骨骼组织中“印度刺猬”基因信号能力和信号范围发生改变,最终导致中间指(趾)节的严重缩短甚至消失,成功揭示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原理,这一科研结果被《自然》杂志发表。尽管知识产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犯,但通过这一研究感受颇深,只有耐住寂寞、持之以恒,一项持续8年的工作才能有结局,才能达到对遗传生物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我们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清晰地阐述了A-1型短指(趾)症发生的分子机制,而且发现“印度刺猬”基因可能参与指骨的早期发育调控,开拓了“印度刺猬”基因在骨骼生长发育中新的角色,为现代遗传发育生物学增添新的内容,对肢体和骨骼发育生物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为相关骨骼疾病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诊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整个研究经历了最初致病基因的定位、搜寻、鉴别、克隆,到最后致病机理的阐述,完整地解答了一个遗传疾病的百年之谜。这是一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为提高我国科研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1年分别入选科技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教育部十大新闻的榜首新闻、上海市十大科技新闻,并获得200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自然医学》杂志为此作了专门述评。以后经过长达8年的“抗战”,“揭示A-1型短指(趾)症致病机理”的工作于2009年再次入选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所有的突破与进展都是在“快乐科学”的理念上完成的

  所有的突破与进展,都是在“快乐科学”的理念上完成的。但科学表现出来的工作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不少人会被吓跑。然而,当跨越了从事科学的艰难和痛苦之后你会发现,科学充满了遐想,自身有一种内在美的韵律;当全身心投入其中,个人的工作与科学的节拍实现同步时,那种感受将难以替代。说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是来自我们内心对科学的真诚兴趣。科学是一种有趣的东西,驱动着我们去不断追求。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让每座房子都成为神奇的作品。后来恐怕是由于中学的底子太差,而被现在所选择的生命科学研究的道路所取代。实际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与设计建筑有相通的地方,都需要想象力,都是脑与手的精美结合。

  做每一件事都应与力度和有特色贯穿在一起

  回国已不再是犹豫的问题,青春的大部分美好时光在祖国这块热土上,通过参与人类科学研究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我们的研究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的性格决定了做每一件事都应与力度和有特色的工作贯穿在一起。我的这种个性源自于决不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对科学问题的思考的严密与严谨,以及善于抓新问题的思维方法。

  做哪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特别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的成果投到国际著名杂志时,往往更加困难,似乎筛查的眼镜‘多了一层颜色’。当初,我们经过非常系统的研究,得到两个大家系绝对清晰的数据成果,结果投稿时却被指令再找一个家系。听到此令后,我们唯一的感觉像是被判了‘死刑’。返过头来只好再开始,所幸最后总算是又找到了一个家系。科学问题相对还好解决,但每当研究需要与机制或政策规定相悖时,通常最终得靠‘动用’单位的第一、二把手才能解决。当我们的主体在中科院时,路甬祥院长对于我和我的团队的成长一直给予了很多关心与关注,使我们的发展得到了保障;在我们收集样本最棘手的时候,当时的许智宏副院长为我们提供了院长基金,解了燃眉之急。在主体去了交大以后,总要专程“动用”王宗光书记和谢绳武校长以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而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动用当时的生科院院长朱章玉更是不计其数。以后的校领导班子马德秀书记和张杰校长都又为团队的发展做了许多直接的扫路工作。这些点滴我怎能忘却?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把Bio-X研究院打造成一颗明珠

  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是在徐汇校区的掩映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里一栋外观朴素的二层小白楼和闵行校区的洒满阳光的一栋大红楼组成。入得楼内,红、黑、白三色营造的装饰风格富有动感,一幅幅抽象绘画挂在墙壁上,让人宛如置身前卫的艺术工作坊。样本库、电泳室、小鼠模型分析室、公用仪器室、综合实验室、会议室等分布在两个楼面里,设备先进,环境整洁。

  这里是斯坦福大学之外的第二个Bio-X研究院,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神经精神疾病样品库。研究院名誉院长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首位院长为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哪怕是在节假日,也有不少学生在中心查资料、做试验,一派忙碌的景象。

  身为Bio-X研究院院长,我非常希望为科研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享受“快乐科学”的过程。研究院在环境布置上体现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对学生的教育有着引导和启发作用。科学和艺术须臾不可分离,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为研究人员带来精神上的陶冶和启迪。

  加大时空延伸是Bio-X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发展策略。研究院与长宁绿地医院、芜湖第四人民医院和无锡精神卫生中心等共建基地。一个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应该只做加法和乘法,不做减法和除法。科学研究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互补。如果把几方面最优秀的人才集中起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那完全有可能产出重大的科研成果。

  我们正努力把Bio-X研究院打造成交大、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颗明珠,而且正在把所经手的事情都向着国际领先水平推进,让这颗明珠在生命科学界发出灿烂的光芒。

  学者小传

  贺林,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院长,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遗传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国家973计划和863计划专家。目前被聘为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副主编, Psychiatric Genetics, Human Genetics等十多种国内外科学杂志的编委。

  揭开了遗传界百年之迷——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遗传病,包括完成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精确定位、克隆、突变检测以及功能分析;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以中国人姓氏“贺一赵缺陷症”命名的恒齿缺失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并成功地定位了该致病基因;最近对中国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

  先后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奖、香港“求是”杰出青年奖、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上海市科技功臣、上海科技精英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生物学奖、美国国家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NARSAD)“杰出研究者”奖、国务院津贴、“何梁何利”奖等。并且,还获得了教育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一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