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煦:在“中国MIT”学习的生涯

 

    张煦(1913~):江苏无锡人,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6~1940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母校执教。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博士生导师。

    1930年代,我在素称“中国MIT”的交通大学读书时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
    1927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大读书,包括预科3年和本科4年。实际上预科(相当于高中)时学校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名教授亲自任教。我们在“中院”的教室上课,住宿则在后面的“新中院”。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房间,新中院楼上楼下全部是宿舍,很热闹。我记得每一年级的任课老师很多是从各地著名高中,例如扬州中学调来的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教课认真,一丝不苟。我们学生怀着尊敬的心情用功上课,晚上都到图书馆的阅览室认真复习。因当时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图书馆容纳得满满的,大家专心学习,秩序良好,一到晚上9时半,大家回宿舍。图书馆离新中院很近,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自觉学习,学习非常好。记得当时同学传诵的格言:“向余年稚,今已壮矣。毋自信聪明,怨无知遇,毋徒知收获,不问耕耘。”
    1930年秋季开始,我们进入本科学习阶段。宿舍先是在南宿舍,也在上院最高一层,很多同学住一个大房间。上课主要在上院,也有一些在中院。一年级在中院上化学课,在上院上物理和数学课。物理教授是裘维裕先生,化学教授是徐名材先生,数学教授是胡敦复先生。在中院和上院分别有个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由助教来上实验课,他们都不错,大约比我大十来岁,也是交大毕业的。当时上课非常严肃、认真,如在上院阶梯教室上物理课,同学们早早地在固定位置上坐好,决不可能迟到。8点整,讲台后的门一开,裘教授走出来,非常庄严。门后面是教员休息室、实验室等。二年级,杜光祖教授上应用力学课。三年级,电机系的钟兆琳、马就云教授以及机械系的陈石英教授给我们上课。1933年建成工程馆,楼下有两个大实验室,右边是陈石英的力学实验室,左边是钟兆琳、马就云的电机实验室。这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学习士气。钟兆琳、马就云老师的优点是动手能力强,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学生们3人一个小组,装机器。马就云老师远远地看着,有一次见到我使用机器扳手方向弄反了,立即上前来纠错。钟兆琳老师与华生电气公司有联系,很多设备请他们捐赠的,由此增强实验室的力量。
    那时中文课是由国学大师唐文治老校长的得意门生陈柱尊教授执教,英文课则由唐老校长的长子唐庆诒教授主讲,都是一流水平。
    四年级时我们电机工程系电信组的30多名学生,就在工程馆后面的小红楼里上课和实验,环境安静。同学们相互友好团结,教师们热情指导,给同学们极好印象。记得那时的主要教授是张廷金(贡九)先生,他是小红楼的主人,负责管理所有上课、实验、以及毕业分配等重要事情。特别对于毕业生分配,张先生一手掌握着重要的要人单位、排列次序,另一手则掌握着毕业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把最合适的毕业生介绍到各单位就业,那时我毕业分配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正是由张先生亲自考虑决定的,我感谢他处事公正和合理。
    记得在1934年那一时期,张贡九先生已是国内无线电的先驱者,而无线电在国际上正在那时期开始兴旺发达。那时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迎合广大人们的爱好,张先生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在这样的时机带动中国学生向无线电进军,加入国际行列。
四年级是毕业班,我们除了听老师讲课外,每位同学要各自写一篇专题报告,在教师指导下轮流向班上同学宣读。这种形式在英文就是seminar,也是为了培养写学位论文的训练,不过这种专题报告较简单而已。并且,经老师联系,到上海市电报局、电话局进行实习。
    在我们四年级学习时,享有盛名的世界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Marconi)来到上海交大访问。我们电信组同学高兴地列队欢迎。学校准备了一根象征无线电天线的铜柱,请发明家到工程馆广场主持植立铜柱的典礼。我们电信组同学全体参与了这次有纪念性的盛典。
    交大学生读书非常用功,勤勤恳恳,规规矩矩,但创新概念比较少。所以,不仅要鼓励学生学习为人好,也要提倡动手能力、创新能力。钱学森与我是同班的,记得总理纪念周上,他作为军乐队的成员,在老文治堂后台吹喇叭。在学习方面,老图书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晚自习时,同学们都到图书馆阅览室去复习温课。
    1933年至1934年,学校在新盖的房屋建筑中拿出一幢专门供高年级学生住宿的“新宿舍”,又名“执信西斋”。我们就从旧的“西宿舍”搬进这新房子,仍是二人一间,生活很舒适。现在时隔70年了,这幢宿舍曾经修缮一新,但不再供学生居住。我每天到学校上班,经过这幢房子总是有点感慨。
    我在交大学习时,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也和同班同学一起积极从事体育活动。有一年,我们早晨都早早起床,一同到体育馆打篮球,然后吃早餐。后来觉得,这样每天空腹进行剧烈运动,对于身体成长不是很有利。我们也常常打乒乓球,宿舍里就有乒乓球桌。看见空桌就约同学一起打球,比较灵活。我自己虽然没有踢足球,但常常和其他同学一同观看。学校足球比赛,那时足球场看台坐满同学,我参加拉拉队,为校队加油、鼓劲。我们高唱啦啦歌,其歌词到现在我还记得:“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响。我校的11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身上穿了蓝与黄,两色衣裳,雄纠纠,气昂昂,排列球场上。一开足,个个像活虎生龙,真不愧蜚声鸿誉冠中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南洋,南洋,南洋,南洋。啦啦啦、啦啦啦,南洋,南洋。”
    我们在学校勤奋学习,也关心政治。记得“九一八”那时,我们同学有组织地结队上街游行,挥动小旗,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我自己参加的小分队曾到吴淞向当地市民宣传和讲解。我们全体同学有一次全体步行至枫林桥上海市政府向市长请愿,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直等到市长出来当众解释、答应同学要求后才返校上课。另有一次,全体同学步行至真如火车站,搭上火车开往南京请愿,火车里同学就睡在硬席座位地板上,过着集体生活,但精神饱满,秩序良好。
    平时在学校里,除正规上课学习外,我们同学又开展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例如全校同学曾有演讲比赛,我自己参加了全校学生英语演讲竞赛,获得第二名银质奖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