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大求学期间的革命活动——汪道涵口述

 

    1933年3、4月间,学校举办工业博览会,规模很大。大家在博览会上发放了传单,当时我在容闳堂楼上散发传单。容闳堂是新建的办公楼,铁道部为纪念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而命名,又名总办公厅。当时还组织过好几次演讲会,有中文及英文的演讲会。演讲会参加者中有一位比我高一届姓朱的同学,他英文非常好,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出国留学去了。
    当时我们想争取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方心诰,他是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的儿子、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父亲。他从北京某学校考进交大,读管理学院的工业管理系。我们和他谈一些国民党的事情,谈一些仇恨,他总是默默地听着。我本人和他的关系很好。那时,我不知道工业管理系到底学什么的,常去同他闲聊。我和他都喜欢京剧,每个星期天有票友来学校体育馆教戏,我俩就去听。方心诰读了一年就离开了学校。因为方振武抗日,蒋介石就监视他,并对他家属进行调查。他们担心自身处境,就去了英国。
    五一劳动节接到社联的任务,要求组织一些同学去泥城桥(今西藏中路第一百货),在北边的宁波同乡会前面进行游行,但后来没有成功。交大去了四、五个人,我也去了。满街都戒严,看看举行不了了,待了近一个小时,就解散了。
    我们平常每星期都要写标语,写在电线杆上。那很有意思,就是用毛笔蘸黑墨水写,直接写在杆子上,当时规定末了注明“NY”(南洋)字样。从兴国路一直到交大,兜一个圈子,特别是去租界写。夜晚街上没有什么人,我们两人一组,一个把风,一个就写。标语的口号有“反帝”、“抗日”、“保卫苏维埃”、“保卫苏联”。另一种是散发传单,当时做工人运动,在天钥桥路五洲固本皂药厂,在肥皂上刻标语盖在墙上。写标语、写传单、贴传单,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人阶级的工作。
    五一之后,交大学生会改选。当时学生会委员是依靠年级起作用的,我们正处在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过渡。竞选的结果是,我们支部里面有三个人进去了。一位是顾文卿,主持学术部,一位是林得连,主持艺术部,还有一位是我,主持平民教育部。交大学生会平民夜校设在交大校门对面一幢二层楼的房子里。我为什么要竞选平民教育部呢?当时党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教育工人。我是这个学校的主持人,这样可以从学生会里拿到一笔经费,用来买粉笔、黑板、纸张。当时大家都是穷光蛋,这笔经费对我们来说数目不小。我们这一届学生会会长是龚绍熊。
    进入学生会后没多久,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顾文卿就调到法南区做区委书记了。在七八月间,林得连调到徐家汇做委员会(工委)书记。这个工委的活动地点就在现在衡山路与建国路相交的一个胡同。因为我与林得连熟,所以去过一次。
    7月暑假期间,我没有回家,被调出交大,任抗日左翼团体反帝大同盟(简称“反委”)法南区党团书记。当时我住在位于衡山饭店对面一幢三层楼的一所公学内,同住的有“反委”的几位同志。其中一人姓黄,解放后当过江西省副省长;一人姓方,是安徽舒城人,抗战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工作。
    我到了“反委”,先忙八一游行的事。顾文卿通过地下省委和沪中区联系,由我和沪中区的一位同志在外滩接头,准备八一游行示威活动。接头是在一天晚上7、8点钟的时候,地点在现在的福州路与山西路交接的地方,即中西大药房的门口。当时法南区决定由我做示威游行的指挥,沪中区也有个人做指挥。此次示威游行取得了成功。


    ——摘自马德秀主编《思源?往事》(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上海交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9页。


口述者简介:汪道涵(1915-2005),安徽嘉山人,1932年考入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专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建设厅副厅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等。1980年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