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寒窗几度听风雨

 

(上海交大1948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

 

母亲告诉我,父亲的遗愿就是一定要让我和弟弟进大学,受到好的教育,所以鼓励我们上南洋模范中学,然后进入交通大学。南洋模范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数理化的教学水准很高。

1945年6月底7月初,我参加交通大学招生考试。南洋模范中学的成绩很好,一举把交大所有好系的名额都占了。当时,除南洋模范之外,上海还有一个著名的中学,就是上海中学。两个学校互相竞争,看高考的时候谁考取的多,谁考在前面。这一年,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大胜,好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南模出去的,上海中学排到了后面,老师非常得意。

我还记得当时考试的一些情况。我的考试成绩很好,数一数二。按交大的规矩,还必须口试。口试由张延金先生亲自主持。在我前面口试的是我南洋模范中学的同班同学。张延金先生问这问那,整整问了一个多小时,问的范围非常广泛。那个同学有的答出来了,有的没有答出来。那时,正值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因此,张先生在口试的时候就问我同学,知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同学没能很好的答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氯化铅怎么提取。这个问题他也没有答出来。等到我口试的时候,张延金就把这两个问题拿来问我。那个时候一般人谁知道原子弹啊?仅仅是报纸在报道的时候有过一点简单介绍。不过,我还是尽可能的把我在报上看到的内容说了一下。他感动了。我只口试了5分钟,结果得了95分。另外那个二氯化铅问题,我说可以在热水里面提取。这一下,那个南模同学没有回答出来的两个问题我都答出来了。我只口试了5分钟,结果得了95分。

我进了交通大学化学系。我化学成绩还可以,但物理更好。物理更好为什么去念化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问题。我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支撑家,供我和弟弟两个人念书,非常困难。那个年代,上海有很多小化工厂,如果学化学,就业比较容易。相反,如果念物理或数学,毕业后找不到职业。再说,交大化学系毕业的比物理系毕业的工资要高。这也是为什么交大考分除电机系外,就是化学系最高的原因。

过了不久,日本投降了。但接着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国民党政府宣布我们这些沦陷区学生为“伪学生”,不承认我们的学籍,这可是大事情。升学成了问题,将来的职业也成了问题。当时,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以为蒋介石政府是抗战英雄,提起蒋就肃然起敬。但这一来,大家对国民党的看法起了变化。于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学生们奋起抗争。这场运动首先从交大开始,并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序幕。

当时学生基本分成两种,一种死读书的,一种进步的,比较关注社会的。但学籍没有了,如何读书?又如何有前途?现实是明摆着的。加上地下党和进步同学做工作,所以大家很快发动起来了。那时,胡国定、周寿昌在同学中威望高,他们团结了以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生为骨干的运动队伍,在他们的组织下,不管是 “书呆子”还是活跃分子,不管是三青团员还是地下党员,大家都起来反对甄别“伪学生”,搞了个“六次请愿”。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恢复了我们的学籍,只规定我们必须上政治训练课。训练课有4门,因其他课业重,我们不愿意上这种课。所以后来就又来了一场罢课活动,要求取消训练课。教育部没办法,最后只好改成上中国历史。

1947年,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这一时期,先是发生贾子干事件。为抗议美国人横行霸道,严惩肇事者,我们组织起来到市政府请愿,与市长吴国桢交涉、辩论。随后,教育部要取消交大航海、轮机两系,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同学们发起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自驾火车到南京请愿,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化学系是标语组。紧接着是“五二〇”运动,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我原本只是个一心读书的人。但在现实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影响下,也投入到了时代的暴风雨中。那时,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叫山茶社。副社长是徐健(音),成员有杨振环、蒋丽君、孙方伟、姚谊(音)等。我们读的书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记得莱昂捷夫的书写得很好,对我们影响很大。偶然也读到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谁代表中国?我们一比较就知道了。中国何去何从,谁是革命的主力等等,都是当时我们议论的内容。史霄雯和我同一个宿舍。他家庭比较困难,原本属于死读书的,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他转向了革命。我们新宿舍是18个人1间,每天熄灯以后,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中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讨论居里夫人的理想和我们的理想。

我后来转学到清华。原因有两个:一是对物理感兴趣。当时,原子弹的爆炸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转向物理学。原子弹的爆炸跟物理有关,而当时相对来讲清华物理更强;二是革命意识。当时差不多是南北分治,以黄河或淮河为界,北方是革命的地方,我就到北方去了,是清华派人在上海招考过去的。我一到清华就入了青年团,不久加入了地下党。

回首往事,我们当中这些人起初都是守着寒窗,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想当科学家的。但几度风雨,最终却走向革命。这不仅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科学救国的道路对许多人来说行不通,同时还是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政治教育不是条条框框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沦陷区学生被视为“伪学生”,取消学籍,这不是活生生的案例?贾子干同学被美国人的汽车压死,国民党却包庇,这不是案例?“沈崇事件”不是案例?还有物价上涨,生活下降,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等等,这不都是活生生的案例?正是这些事,使我们懂得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科学和未来事业的关系,懂得了读书要不忘爱国,不忘忧国,不忘救国。从事科学工作,还懂得要用革命来统率。直到今天,我从事科学工作,还懂得要用革命来统率,这是年轻时候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