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鸿勋:交大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编者按]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江的历史印迹。值此欣逢校庆之际,特推出“120周年,交大曾经走过”“交大印迹”专栏,彰往考来,发扬踔厉,崇树风徽。

从1922年7月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改组为南洋大学,到1927年6月第一交通大学成立前的5年南洋时期,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及校内师生的反对,学校负责人频繁更动,屡易其人。先后担任过校长或代行过校长职务的,有雷光宇、卢炳田、陈杜衡、淩鸿勋、李范一、吴健等6人(其中雷光宇、吴健未到任),平均一年不到就换一个校长,成为交通大学历史上校务最为混乱的时期。此间,校务动荡,经费匮乏,学潮不断,发展滞缓。当然也必须承认,一些主校者努力克服重重阻力,在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从1924年12月至1927年3月担任校长的淩鸿勋,在5年南洋时期主校时间最长,他在百般艰难中维持校务,有所成绩,为30年代交大“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淩鸿勋校长

淩鸿勋曾于1920年唐文治辞职后代理过一阵校长职务,且任命经过颇有些趣味。淩鸿勋是广东番禺人,与叶恭绰同乡,1894年出生。1910年考取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预科,翌年升入本科,1915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土木科,且具国文功底,深受唐文治校长的垂青。1918年留美归国后任职交通部。1920年初唐文治将他从交通部借调到学校,替回国休假的美籍土木科教授万特克代课。同年10月份,校长唐文治辞职而去。交通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翻出学校上报的教授名册一看,有些是外国人,授职于外人不放心;其余本国教授却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也不放心;唯独发现淩鸿勋是交通部的人,于是不由分说,没有事先和他招呼就一个电报发到学校,任命年仅24岁的淩鸿勋为代理校长。1921年交大改组时淩鸿勋任上海学校副主任,时茅以升任交大唐山学校的副主任,两人均风华正茂、学有专精,一时有“南淩北茅”之称。淩鸿勋任副主任不久即调回交通部,1923年又回学校任专任教授。1924年底重掌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再度整理交通教育,将南洋大学校长陈杜衡撤换,改由淩鸿勋任校长。当时淩鸿勋年届而立,成为交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南洋大学校歌(沈心工撰歌 朱织云制曲)

淩鸿勋求学在南洋,之后又在学校执教多年,熟悉校情教务,对数年来学校停步不前的状况深表担忧。受任之始他就雄心勃勃地向师生表示,只要他在职一日,就会竭力任事,让学校步入发展之境。他组织了一个校务扩充委员会,提出对教务方针、教员资格及待遇、学生管理等方面的改善措施。接着,他向叶恭绰提出发展南洋大学的6条建议,要求拨发各铁路局协款、拨款购地70亩并兴建电机试验室、完成三大建筑、重建土木科、恢复本校基金、争取庚款。意气风发的淩鸿勋准备去实现他办好学校的一番规划。     

然而在军阀混战不断、局势不安的20年代,淩鸿勋的愿望与奋争犹如航行在波涛汹涌海面上的一叶扁舟,颠簸前行,左右摇摆,难以到达理想的彼岸。办学经费严重短缺是困扰南洋历任校长的首要难题,到了淩鸿勋时期愈加突出。学校办学经费历来由交通部拨发,叶恭绰改组交通大学时大幅度提高了常年经费预算,沪校的常年经费由16万元增加到22万余元,由交通部各路局分摊,另在交通银行设立200万元年息的基本金。表面看上去数额不小,较一般国立大学宽裕,实际上除了在改组期间经费还能勉强拨发外,一直是时断时续,难以为继。欠拨的校款愈积愈巨,1922年至1926年5年的时间内积欠款项近40万元。200万元的基本金早在1922年叶恭绰离职后就被继任者挪作他用。唐文治遗留下的基本金3万余两、机械科开办费5万余元也被历任校长提用净尽。     

淩鸿勋接手时学校仅积存468元,任职到1925年底的一年时间内,各路局欠拨经费10余万,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严重的经费匮乏使得学校无法正常运转,教职员有时数月连续领不到薪水。淩鸿勋上任后只得把发展计划搁在一边,一头扎进筹划经费的努力当中去。他三番五次地呈报学校经费告罄的紧迫情况,还亲自跑到各路局索取欠费。交通部总是行文“已转饬各路局协拨”,而各路局受连年内战的影响,自身已是难保,无暇顾及学校。在一筹莫展之际,1925年5月淩鸿勋得知财政部启动“金法郎案”,拨给京内外各学校一定数量的补助费,就联合交通部属唐山、北京两校,力争到补助费共计10余万元。其中,南洋分得7.5万元,分三期拨付,并随即给出2.5万元汇票一张。学校拿着汇票到银行去取款,哪知道汇票却是张空头支票,该账户并无款项。这笔款项分文未领,竟成画饼,白白欢喜了一场。经费的严重不足让淩鸿勋疲于应付。     

混乱不宁的社会政局让教育这块净土备受摧残,连续两次的江浙军阀战争让校园硝烟弥漫,几成武人们厮杀的战场,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1924年9月学校开学之际,江浙军阀正在校外酣战,学校大门被铁丝网沙包阻塞,无法开学上课,开学一直推延至10月战事结束。就在学期行将结束准备考试之际,军阀们又在磨刀霍霍,准备开战。1925年1月11日,第二次战争开始,军队屯集徐家汇附近,流弹纷坠,逼近校园,一时人心惶惶,学校不得不提前放假,考试延至2月举行。    

南洋大学校门

董事会风波过去后学校内部的学潮总算平静下来,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使学生放下手中的书本奔走呼号于街头,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在处理学生的爱国运动和读书求学方面,淩鸿勋陷入两难,煞费苦心,爱国运动禁止不得,又担忧学生遭到不测,更担心学校失去教育阵地,变为政治运动场。于是他竭力倡导学生“珍惜此求学时代,多读书以救国也”,以此劝阻、反对甚至压制学生政治运动。    

经费的短缺、政局的不宁、学生运动的高涨,让学校教学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历任校长疲于应付维持现状,所有的发展计划寸步难行,只得束之高阁。淩鸿勋算是南洋时期较有理想和作为的校长,也只能在命运不济的时事中奋力维持。正如他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真想不到当了校长第一件课题便是应付时局和筹划经费,正经的事都搁起不能办。”他上任时制定的宏图大都未能实现,教员待遇非但不能提高改善,能正常支薪就算万事大吉了;增设道路工程科及在机械科内添设汽车门计划,也由于经费不足成为纸上谈兵;电机试验室未能建成,甚至45箱电机设备在由北京运往学校路途中也被军队截留。以至于淩鸿勋在1926年将他的工作总结为八个字:愿大难偿,半成画饼。    

南洋大学校图

尽管困难重重,淩鸿勋校长和教职员仍孜孜以求,苦心孤诣,在艰苦困难当中开创出一些亮点。交大改组后所形成的具有近代大学意义的教学管理制度,经过一批学有造诣的留学归国青年教师实际操作和实施,使得教学质量有较大提高;改组时所制定的高规格发展定位,虽然由于时局不靖、经费不足等原因无法一一实现,但是却成为各任校长共同孜孜追求的目标,或多或少地遵照完成一些;筹划经年的体育馆、调养室建成;举办校庆30年工业展览,宣扬工程教育,接受厂商捐赠300件,发起募捐工业馆(即后来的工程馆),募集基金3万余元;收购校西空地50余亩;争取美国庚款11万元,建立工业研究所,开展科研;学术研究风气渐起,为30年代学校发展为我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莉莉辑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 孙萍欧七斤编著)      

单位: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